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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七十二岁那年,我被护工当着一屋子老人的面,连扇了两个耳光。

第一个耳光,是因为我替隔壁床的王奶奶多要了一杯温水。

第二个耳光,是因为半夜里,秦阿婆疼得直抽气,我去值班室敲门,催她们把人送医院。

她们都以为,我无儿无女,腿脚又慢,进了养老院,就只剩一张嘴能嚷嚷。

可我没哭,也没闹。

我只是扶了扶被打歪的老花镜,从旧呢子大衣里摸出那部用了十几年的按键手机,慢慢拨出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后,我只说了一句:“备车,来宁和苑接我。”

几乎是一瞬间,刚才还骂骂咧咧的护工,脸就白了。

我叫沈素兰,今年七十二。

无儿无女,守寡二十六年。

这话我已经说习惯了。

别人问起,我也不避讳。

年轻时我和丈夫周正清结婚晚,后来怀过一次,没保住。

再后来,日子被工作推着往前走,老人要照顾,学校要上,院子要跑,等真正闲下来时,已经过了年纪。

有人替我惋惜。

有人背地里说我命硬。

也有人笑着安慰:“没孩子也好,省心。”

省不省心,只有自己知道。

我六十多岁以前,一直没觉得老这件事离我多近。

我年轻时是卫校老师,后来又和丈夫一起办过护理培训中心,专门教年轻姑娘怎么照护老人怎么翻身拍背怎么喂药喂饭怎么在老人有尊严和有效照护之间找到分寸。

那时候我们穷得叮当响,一间旧平房隔成三间教室,冬天漏风,夏天闷热,连黑板都是捡别人学校淘汰下来的。

可周正清常说一句话:“人总会老。

等我们老了,要是能遇上一个愿意弯下腰把话说软的人,就算没白忙这一辈子。”

后来这句话,我记了几十年。

周正清走得早,走在五十六岁那年,突发脑梗,连遗言都没留下。

我一个人把他没做完的事往前推。

再后来,培训中心做大了,和几家康养机构合并,成了宁和康养最早的一批底子。

那些年我一直在幕后,不爱抛头露面,等集团上了正轨,我把大部分股份捐给了慈宁基金,只保留了少量表决权和一条谁都知道谁也不敢轻易碰的规矩——凡是护理质量和老人安全的事,我可以一票否决。

但这些,外面知道的人并不多。

连我那几个八竿子打得着的亲戚,也只知道我年轻时办过学校,后来攒下了一套老房子和一些存款。

去年冬天,我在厨房摔了一跤,左腿打了钢板,医生叮嘱我半年内最好别一个人住。

邻居周嫂劝我请保姆,我嫌陌生人住家里不自在。

远房侄女李玉梅倒是来得勤,一会儿劝我卖掉老房子换套电梯房,一会儿说现在养老院条件好,护工二十四小时照看,比自己住安心。

她说得殷勤,眼神却总往我抽屉那本存折上飘。

我心里明白,却没挑破。

到了今年开春,宁和康养的投诉汇总送到我手里。

我退休以后,不再过问经营,只保留了一项习惯:每个月都会让总院把各分院的护理抽检投诉摘要家属回访拿给我看一遍。